这是一百年前工农红军向国民党发起的“贸易战”，一帮“泥腿子”跨界搞金融，却让自诩为精英的蒋介石叫苦连天。
此时边区的银行里不仅有横版货币，还有竖版贸易券，甚至就连如今存款送米面油这样的亲民政策都安排上了，难道红军之中还有“穿越者”不成？
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笑话，说一个人做了一张15元的假币不敢花，就跑到山区买了捆一块钱的野菜，结果他当场就哭了，因为当地人找了他两张七块钱的。
但是你别说，这个笑话还真有实际根据，因为早在抗日时期陕甘宁边区就已经有7角5分钱的纸币了。
为什么边区印出来的钱会有零有整的？这就要从头讲起了。
早在近百年前，1927年的江西苏区，东固平民银行在毛主席等一众领导人的授意下建立起来，它不只储蓄了大量银元等财物，还成为了红军纸币发行机构。
由此开始一直被国民党看作“泥腿子”的共产党，穿着草鞋打着绑带，一步步建立了苏区的货币信用体系。
那时国内革命形势严峻，革命根据地往往朝不保夕，随时都可能面临围剿需要转移，一般出现这种情况，苏区政府都会提前用物资和贵金属换回发行的纸钞，绝不让人民群众吃亏。
正因为信誉良好，当地的老百姓不只日常购物，就连红白喜事的时候，都喜欢用苏区红币来随礼。
1934年工农红军发起长征，这个习惯被带到了陕甘宁边区。
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发起了金融改革，在宋子文孔祥熙一众人的推动下，过去的银两、袁大头被废除，要求全国都得使用“法币”，这个法币当然和法国钱没有关系，意思就是全国买卖都要用国民党的科条法令中指定的纸币。
几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全国上下同御外辱，国共进行二次合作。这回蒋介石自然也没忘记关键时刻背后捅刀子，他发起了金融战对共产党进行了货币层面的封锁，根据地光有商品货物却没有钱来交易。
为了避免“以物易物”，这种原始交易形式发生，当时边区银行的行长曹菊如，发起了对于国民党的贸易战。
整个金融系统从两个方面着手
一是在实体经济层面上，开办光华商店，这个商店就像当初的百货大楼，书籍日用一应俱全，面向所有的边区居民和商户。二是把贸易系统证券化，以光华商店“购物卡”的名义印发代价券，达到国民党的法币和共产党的光华券并行。
这套组合拳打下来，边区银行不仅达到了整个边区货币流通的目的，建立起人们对共产党的信心，还在人民币的诞生之前，就培养了民众的使用习惯。
光华代价券也被叫做“光华票”，只有2分到5角不等的五种面值。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，生产力不断提高，缺乏大额纸币的问题显现出来。
当时并没有选择发行一元的钞票，反而选择了7角5分这样独特的面值。这与根据地人们的购物习惯息息相关，更有利于交易和找零。
这时我党货币虽然价值坚挺，受众却不够广。这时候蒋介石送来了助攻，国民政府大量发行法币，造成法币贬值速度堪称飞流直下，日本人还曾打算发放假币扰乱中国市场，没想到它们的假钱刚运到上海，法币早就跌得不成样子了。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商鞅变法就已经有了“徙木立信”的典故，可惜纵观整个以精英著称的国民政府，竟然挑不出一个懂这样道理的人。
另一方面延安窑洞中的中国共产党依旧保持着良好的信用，1941年不仅是中央政府，晋察冀、鄂豫皖等根据地相继建立起六十多家银行机构，光钱币就有二百多种，它们在交易市场上接连击退国民党和日伪政府的钞票，成功占据了整个市场。
只是随着根据地的发展，问题也接踵而至。
有一次董必武和老婆孩子一起从延安出发，前往山西参加大会，没想到山西的居民们只认晋察冀边区的钱，而不认中央根据地的钱。
走了一段路，孩子饿得不行了，他的妻子思来想去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拿一块布换了两个烧饼。到了开会的时候，董必武将这事和毛主席说了，还强调统一解放区的货币至关重要，毛主席也支持他的想法。
1948年，中央推出了人民币，可以在所有的解放区内自由兑换和使用。
就是这一年，国民党在干什么呢？法币的价值一贬再贬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觉得法币的盘剥还不够，又推出了新的金圆券。而推动者孔祥熙自己却提前把财物换成了外汇，狠狠赚了一笔。金圆券从发行的第二天就开始飞速贬值，没过多久一斤金圆券甚至买不了一斤米。
国统区经济秩序完全崩溃，对于这样民众的抨击，蒋介石却说：这是会议上大家一起决定的，出了问题，就把黑锅全都扔到我一个人头上。
就在蒋介石不思悔过之时，解放军正押运这几十辆卡车的人民币出现在全国各地，凡是解放军所及的地方，人民币就发行到那里。
现代的货币体系就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政府信用，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又怎么能收获民心。
国共两党之间的战斗不止是战场上，还有金融、贸易各种层面，国民党失败不是一朝一夕，也不是一行一业，真心待人民的，人民就支持他，盘剥人民的，人民就反对他。
参考资料：1：《边区政府的“货币战争”》中国组织人事报2：《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国共货币斗争》中共党史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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